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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国梦·践行者】深交所筹建历经“一波三折” 创始人打造中国首部证交所“蓝皮书”

2018-08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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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国梦·践行者】深交所筹建历经“一波三折” 创始人打造中国首部证交所“蓝皮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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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禹国刚  回眸与奋进  新中国第一只股票为“深宝安”还是“小飞乐”?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是深交所还是上交所?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有争议。

  74岁的禹国刚给出了答案:“深宝安”于1983年7月8日公开招股,而“小飞乐”是1984年11月18日。 深交所“先生下孩子”(1990年12月1日),而上交所“先拿到准生证,后生下孩子(1990年12月19日)。 ”  禹国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先行者和拓荒者。

他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、前法定代表人,也是当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。 近日,他向记者讲述了20多年前证券交易所成立背后的故事。  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。 1981年春节,他变卖了家里的一台三洋收录机和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共700元,带着老婆儿子闯深圳。 1983年,作为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,禹国刚被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。

回忆起当时的情形,老人家至今仍激情澎湃。

  禹国刚向记者展示“蓝皮书”。   深交所筹建“一波三折”  1988年5月,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深圳资本市场。

为了筹建深交所,深圳市政府于当年11月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。 禹国刚是专家小组组长,他花费半年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的外文资料,打造了中国第一部证交所“蓝皮书”——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》,并于1989年4月汇总完成。

  1990年5月,禹国刚和王健等人去北京报批深交所开市,得到的回复是:“‘深圳证券交易所’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了,不能批。

建议更名为‘深圳证券市场’。

”他开玩笑说:“如果我们挂牌叫‘深圳证券市场’,这样和卖菜、卖肉的市场有什么分别?”深交所的“准生证”也因此迟迟没有拿到。   1990年11月22日,深圳市领导来视察交易所筹备工作。

  当时,有两派意见,一派主张开业,一派主张不开。 禹国刚当时发话,“现在市场上黑市很多,如果深交所能够尽早开业,现在市场上85%的毛病我们可以立即改掉;反之,如果任由柜台交易继续乱下去,总有一天会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 ”  李灏当机立断: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已经就绪,1990年12月1日,开始集中交易。 就这样,在还未领“出生证”的前提下,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就开始了集中交易。 18天后,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集中交易。   “深交所能成立太不容易了。 因为如果有了上交所,中国第一家证交所还轮得到当时只是小渔村的深圳?不可能!”禹国刚感慨道。

  “深宝安”股票于1983年7月8日公开发行。   家中一面墙陈列“史料”  新中国第一只股票为“深宝安”还是“小飞乐”,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。

禹国刚的家里有一面墙,陈列着当年的股票及报纸等“史料”,逢人问及,他便立马用当年的“铁证”来说明:此事无需再辩。

  他示意记者去阅读墙壁上当年当日《深圳特区报》的刊文,及当时“深宝安”和“小飞乐”的股票样本,称“深宝安”于1983年7月8日公开招股,而“小飞乐”是1984年11月18日。   1990年下半年,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已经发展到了5只股票和12家证券部。

但深交所开市的第一天,仅有一只股票挂牌。 在“老五股”中,安达首先办好了托管手续。 当时本着先托管、先上市的原则。

安达成为了深交所第一只挂牌上市的股票。 当时报纸的报道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  禹国刚认为,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的说法非常准确:深交所试营业在先,上交所是正式营业在先。 “这个表述道出了深交所、上交所先后开始集中交易的历史真相。

不仅尊重历史,而且符合国际惯例。 ”  股票像白菜一样装麻袋  上世纪80年代,老百姓对股票不了解,当时股票发行工作十分困难。

禹国刚透露,30多年前,老百姓购买股票如同在菜市场买菜一般,“人们买了股票,往麻袋一装,朝床底下一放。 ”  1990年5月,为了筹集1000万元作为深圳发展银行的开业资金,禹国刚等人不惜采用了“菜市场”的那一套法子:把股票放在解放牌大卡车上,再装上两个高音喇叭,开到沙头角,开到蛇口、岗厦等当时的农村地区,吆喝着“快来买股票”。   有些人稀里糊涂买了股票却发了大财。

深圳市模范市民陈观玉便是其中一个。 1987年,本着支援国家建设的心态,陈观玉购买了两万股深发展股票,没想到这笔原始股从1990年1月就开始不断升温,3月时,深圳发展银行迎来股票拆细,一股变作20股;再从5月份到12月,原本十几元的股涨至了120元。

  “陈观玉的后人也不懂得股市,股票还一直在床底下放着呢。 后来股价涨到最高价的时候拿了出来,获得了近百万的收益,但老太太全捐给了公益事业。 投资股票你说难也难,你说容易也容易。 ”提起这个故事,禹国刚笑着说。

  1990年12月1日,深交所敲钟开市。

  2亿元抓“龙头股”救市  禹国刚回忆说,20多年前由于人们对股票的风险估计不足,也出现过“股灾”。

1990年5月29日起半年内,一直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狂泻。

1991年8月,深圳股市几乎崩盘。

  “救还是不救?”1991年7月10日,深交所召开了第一次救市会议。 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声音:一种是以禹国刚、王健为主的“企业出资救市”;一种则是以深圳本土企业老总们为主的“反对救市”,两者争论了许久。

心系股市命运的王健当场因心肌梗塞晕倒在会场。   禹国刚一边与病重的王健商量对策,一边找市领导要政策,终于在9月2日的第五次救市上会议,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同意他的救市方案。 禹国刚争取到2亿元的“股票调节基金”,买入深发展托市。

  但实际上,2亿元对于当时总市值为50亿元的深圳证券市场来说,是杯水车薪。

于是,禹国刚想到了抓“龙头股”,“只需要抓好深圳发展银行,抓住了龙头,就能以龙头带动龙身龙尾。

”  精心布局下,证券市场温度逐渐回升。 从9月7日,“龙头股”跌至元,到10月3日深发展挂出了元的价格,许多先前对证券市场丧失信心的股民,又一次杀回了证券市场,股价再次狂升。 当年10月8日的成交金额就有3685万元,创下1991年全年的最高纪录。

  “当时救市真的是赌一把。 那时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财政也就是三四十个亿,要是失败了,打了水漂了。 ”20多年后,回忆起这段不同寻常的救市经历时,禹国刚依然唏嘘不已。   在禹国刚看来,深交所当时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,如果不救市,可能就夭折了。

  没深交所就没深圳的今天  1992年至1993年间,禹国刚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,在他的主持下,深交所开始全面实现交易电脑化、交收无纸化、通信卫星化、运作无大堂化。 其中,交易电脑化、交收无纸化使得纸质股票为电子信息记录所取代,不仅降低了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,更解决了存在许久的黑市买卖问题;通信卫星化,首创证券卫星通信系统,解决了股市行情远距离通信问题,延展了深交所的辐射范围;运作无大堂化,解决了效率低下、人为操纵等问题。   在禹国刚看来,深交所的创建无论从深圳还是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,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。

深圳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更是离不开金融产业的带动。

当前深交所上市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了香港交易所。 长期以来,深交所的日成交金额超过了上交所、港交所和台湾证券交易所,稳居榜首。 “可以说,没有深交所,就没有的深圳资本市场,也就没有深圳的今天。 ”  1995年,禹国刚从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岗位上退下来,转为国内外股市发展趋势研究,2000年调至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。

  2004年,时年60岁的禹国刚办理了退休手续。

但他对中国股市的关注却从未减弱。 他说,希望中国股市能健康、平稳发展,证交所有朝一日能和纽约、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平起平坐。 (记者程依伦、肖欢欢)编辑:郅怡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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